CCTV的“经典相声小品回放”里，重播了一段和方言有关的相声《智慧的剧务》，里面的俩人在探讨：为什么电视剧里谈生意都用广州话，打仗都用济南话，如果用济南话谈生意呢?两人随即来了一段，结果，济南话谈出来的生意，最后还是谈成了打仗，两个生意伙伴剑拔弩张，差点就动了全武行……

　　济南话谈生意可乐，但济南人做生意呢?

　　说济南，耳熟能详的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年头长，论岁数可排世界第一，文化积淀深沉，文化成就与文化明星都一抓一把，至于做生意……好像历代史家的记录都不太多：山东素来号称“孔孟之乡”，文教第一，生意经，好像是要靠边站的。

　　然而就在皇皇史册的夹缝，老济南“靠边站”的生意经里，却也深藏着两个闪光的经济智慧。千载之下，叹为观止。瞧瞧。

　　一

　　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河南人卜式受命出任齐国相。这是西汉山东历史上很特别的父母官 第一个商人出身的父母官。

　　这是汉武帝大举讨伐匈奴时期，钱越花越多，偏是山东地区经济凋敝，国家赋税连年拖欠，然后就换来了卜式，目的也简朴：给捉襟见肘的国家搞钱。

　　可谁知卜式来了后大手一挥：苛捐杂税不收了，政府还发钱，发钱的地方，就是济南。

　　详细的方法，就是在济南城搞试点：回乡务农的老百姓，只要缺钱粮的，都可以向政府告贷，等到秋收以后，按照官定的利息归还。此举自然引起非议不断，可仅过了8个月，奇迹就发生了：济南当地消费发展，百姓安居，年尾归还的钱粮加利息，竟然把先前多年积欠的赋税都偿清了。随后这项政策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汉王朝能够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打赢对匈奴的战争，“济南经济特区”，可谓功不可没。

　　卜式的经济政策，就是他闻名的“养羊理论”：管理地方和做生意一样，做生意，要培养消费者的购买力，管理地方，就要培养百姓的经济承受力。也许卜式自己都没想到，小小的济南，竟然成了后世一系列经济创举的前身：王安石改革的“青苗法”正由此而来，西方学者李约瑟更认为，这是后来国家信贷制度的雏形。小小的济南，承载了这个闻名的经济变革。

　　当然，为什么要在济南施行，这个在卜式后来给汉武帝的奏折里也有讲，毕竟是一个经济新创举，必须要在“民风淳朴之地”才保险。这个地方，自然就是济南。

　　二

　　最近几年，晚明学者黄宗羲成了热点，闻名的取消农业税政策，来自于他的“黄宗羲定律”：历史上每次农业税费改革，无论怎么调整，最后的结果，却都是农夫负担加剧。这条诞生于300年前的经济理论，素来被认定为人类经济学的重要成就。

　　但如果要论知识产权，恐怕一个济南人是能向黄宗羲叫板的：明朝万历年间济南籍名臣于慎行。早在黄宗羲提出他的理论100年前，于慎行，却用相同的观点，挑战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闻名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

　　明 朝 万 历 五 年(1577)，正是闻名的“张居正改革”如火如荼之时，影响长远的“一条鞭法”，也在全国全面铺开。这个政策的内容，现代人多耳熟能详：废除过去以实物税为主的收税方法，改为向农夫收取货币税，将原先繁杂的税收项目，统一折合成货币一次性征收。既减轻农夫负担，又增加国家收入。对于这项改革，后来的史家，也大多好评如潮。

　　却是一个叫于慎行的济南人看到了其中的漏洞，满朝文武赞誉声不断的时分，他却“逆流”了，大胆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表面上看，“一条鞭法”确实减轻了农夫负担，但这仅仅是就正常年景而言的，一旦粮食的价格出现波动，或者农业的消费成本出现上涨，农夫种粮的收益减少，那么农夫在将粮食变成货币的过程里，所受盘剥必然加剧，赋税负担更是激增。他更担忧：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农夫会逃避种粮，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粮荒。那样的局面，就是“国基不稳，危亡在旦夕也”。

　　在那个年头，于慎行的这番言论，被满朝君臣当成了疯话，于慎行本人不久后也遭罢官，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得以复职。后来的于慎行，一度官至内阁大学士，但他的担忧，却终未被重视，而事情也不幸被他言中了：明朝晚期，“一条鞭法”的条条弊病，几乎全成了现实，晚明农夫贫困加剧，起义不断，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最终被农夫起义逼得上了吊。国家竟然真亡在了这上面。

　　今天的明王朝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的于慎行，也成为了济南的骄傲之一。他被《明史》列入了“山左文学之冠”，他的诗词成就也被广为传播，是享誉国内外的政治文化英杰。然而同样不能被遗忘的，还有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