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

(1910~1999)

河南邓州人，现当代著名学者型作家。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文学生涯70年，作品逾千万字，其中著名小说有《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李自成》等。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其代表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巨著。1981年《李自成》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99年去世后，家人按照父亲的遗愿，捐出《李自成》四、五卷稿费50万元，中国作家协会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成为全国性重要文学奖项。生前曾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姚海天

姚海天，1941年12月生，河南邓县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原自然科学编辑室主任。2002年退休后，整理出版父亲姚雪垠的遗著，包括主编和出版《姚雪垠书系》《姚雪垠选集》《姚雪垠抗战作品选》《姚雪垠读史创作卡片全集》等。目前正致力编纂32卷本《姚雪垠全集》。

读者和专家学者公认：“三红一创李自成”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建社以来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

《红岩》、《创业史》等的诞生在文坛留下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样，父亲姚雪垠为创作《李自成》“四十二年磨一剑”，所留下的深深足印和轶事佳话，在文坛和中青的历史上不应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去。下面仅举几例，可能使人们对过去有所了解、认识和思考。

《李自成》落户中青社

在1957年一场骤起的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打开窗户说亮话》等文章被错划为“极右派”，遭到了灭顶之灾。他在度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后，决定利用批判后等待处理的机会，开始秘密创作《李自成》。书虽然在生前出版无望，但希望在自己死后稿子由后人交给国家，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经过十个月夜以继日的发愤写作，终于赶在下放农场之前写出了三十多万字的第一卷草稿。在以后东西湖农场的艰苦劳动岁月中，不论寒暑，尽管每日繁重的劳作，到了中午别人呼呼大睡，他却不顾劳累，盘坐在地铺上记“日记”，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每天半夜时分，在临时搭建的宿舍大棚的通铺上自己蜷缩一隅，在微弱的小油灯下进入《李自成》的世界。

1960年秋天，父亲首批被摘去“右派”帽子，武汉市领导开始重视和支持《李自成》创作，境遇有了转机，很快将第一卷草稿变成了初稿。

姚雪垠夫人王梅彩在为《李自成》打字

父亲虽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创作《李自成》的计划，并且做了一些资料收集工作，但他最关注的还是现实题材作品，历史题材则居后。

他在晚年回忆说：“从《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以后，我自己常说，假若不是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我大概永远写不出《李自成》。由于五七年遭到毁灭性打击，《李自成》第一卷写出来了，而且我依照自己的心思为后半生的创作事业开辟了一条新稿路。”

“也可以说，没有五七年，就没有《李自成》，这也是坏事变好事吧。”

“应该说，我后半辈子的文学事业和艺术生命是从一九五七年的秋天开始的，我正确地利用了这那次挫折。在挫折中我没有消沉，没有绝望，没有倒下，开始动笔写《李自成》。”这是父亲的心里话。

1961年父亲完成第一卷书稿后，将书稿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希望作协找人审阅把关，安排在作协领导下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中青社获悉后冒着政治风险，通过父亲将稿子从作协辗转要回。父亲很乐意将《李自成》交给中青社。因为他和不中青在五十年代就有交往，计划将开始动手写的长篇《青春》给中青社。决定把《李自成》交给中青他这样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作风上有一股朝气。‘官办’出版社的习气少一些。如果不冷不热地向我要稿，稿子拿到后不紧不慢地处理，拖延一久，气候变化，《李自成》的出版前途就很难说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作风比较积极，对作家热情，这些优点曾给《李自成》第一卷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好的条件。使我终生难忘!”

父亲在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还写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五六年我因头晕病严重，很需要一点钱，适有文学编辑室的一位同志到臧克家同志那里，克家透漏了我的情况，附了一张字条说我想预借一点稿费，出版社随即向我家汇去了五百元。当时物价低，这笔钱颇能济燃眉之急。这是对作家的雪中送炭的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做得很好，根本不问我什么时候将稿子给他们。”

这种事情其他出版社一般是做不到的。反映了那个年代中青社与作家的关系，不仅在创作上为作家提供较好的条件，而且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帮助解决其困难，因此受到作家的信赖，愿意把稿子给中青。

《李自成》第一卷落户中青社后，责任编辑由江晓天担任，当时的社、室领导边春光、阙道隆全力支持。江晓天拿到稿子后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打开《李自成》第一卷稿子一看，迥然不同，真可谓‘别开生面’。它那宏伟磅礴的气势，绚丽多彩的画面，浓郁的历史时代气氛，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人胜的生动情节，一下子把我抓住了!当了十几年文学书稿编辑，我第一次尝到了艺术欣赏的愉悦，感到满足，不忍释手。”

“《李自成》第一卷稿，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质量来说，都是难得的上乘之作，应该选用，否则太可惜了!但是做出这样的决断，是相当困难的，精神感受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是我这个编辑和作者，当时政治上都处在困难境况之中。”

江晓天所说的“困难境况”，一是指父亲是摘掉帽子的“右派”。二是说他因1960年受到严厉处分：降级，撤职，留党察看两年。这就是他当时的困难处境。由此可见，江晓天和出版社决定出版《李自成》是要冒着多么大的政治风险!

那时候中青社无论对老作家还是年轻作者都一视同仁，对书稿要求高，把关严。

比如，在1963年第一卷出版之前，1962年秋父亲从武汉来到北京，根据吴晗、阿丁、李文治三位专家和出版社审稿后提出的意见，包括自己认识上的提高，住在出版社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又一次夜以继日地将稿子通改了一遍。出版社为照顾父亲的生活，在附近一家饭店包了伙食，父亲为节省时间从没去就过餐。父亲对编辑提出的某些修改意见有不同看法，双方难免引起争论。在一次激烈的争辩中，父亲情绪失控，脱口而出：

“不要说像我这样的普通作家，即使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找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挑出许多毛病。”

责编江晓天和文学室主任阙道隆反驳说：

“假若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是当代作家，将稿子交给我们，我们也要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因为这是我们文学编辑的责任!”

“有道理!有道理!”父亲听后连连说，然后开怀大笑，老江、老阙也跟着笑起来，紧张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父亲愉快地接受了编辑室提出的修改意见。经过百日苦战，父亲在1963年除夕前夕回到了武汉。他晚年回忆这段改稿日子时说：“手指都磨出了膙子，当时一见钢笔就害怕。”由此可见，父亲当时改一卷稿子之辛苦，也说明作家创作之艰辛!

当然，“文革”后期在“评法批儒”问题上，出版社迫于当时的形势压力，要求父亲在《李自成》第二卷中加入李自成批儒的思想和故事情节。父亲尊重历史，给予抵制，坚持原稿不改。事后专家学者说，姚老当时的意见是对的，若跟风跑，后果不堪设想。

这就是那个时代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有人说，这是编辑与作家的榜样和楷模，应该写入中国出版史。此话并不过誉。

1963年7月《李自成》第一卷面世。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报刊不宣传，不评介，按低标准付稿费。但《李自成》靠着自己的艺术魅力风靡大江南北，依靠自己的双腿走向千百万读者。首印10万套一销而空，一时洛阳纸贵，又很快加印两次，印数达30万套。这在出版社是少有的。

在第一卷出版之际，第二卷初稿业已完成，计划两三年后问世。但是“文革”发生了。

毛泽东、邓小平对《李自成》的

关怀和支持

1966年5月，“文革”爆发，《李自成》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武汉作协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的长达十余张批判《李自成》，罗列了许多罪名，如“丑化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美化地主阶级总头子崇祯”，“《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等。武汉造反派出版了《大毒草一百种》小册子，《李自成》位列65种。

在繁华的汉口大街上，张贴出丑化父亲与《李自成》的巨幅漫画(笔者曾去看过)，引起行人围观。批斗会也一场接一场，父亲自然不能幸免。对此，父亲坦然处之，相信暴风雨早晚会过去。但他最害怕的是红卫兵抄走第二卷手稿、资料卡片和藏书，甚至付之一炬。如果是那样，一切都完了。为此父亲整天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深夜，父母亲悄悄将二卷手稿藏入楼道的天花板透气孔中，这才稍感放心。

不久，家里突然来了几个人，不作解释，将书柜、卡片柜贴上了封条就走了。以后父亲被批斗的次数也明显少了。这是为什么？成为父亲心里多年解不开的谜团。后来社会上纷纷传说，上面对姚雪垠说话了。那个上面？说什么话？人们不清楚。

原来，在196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把王任重叫到身边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王任重时任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主席的指示，大大改善了父亲在“文革”的境况。手稿、卡片、藏书得到了保护，安全无虞，人也免遭了批斗中的皮肉之苦。在全国老作家中，父亲是幸运的。

“文革”结束后，王任重给父亲写信才交了底：当时毛主席在什么情况下对他是怎样指示的，次日一早他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宋侃夫如实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市委很快对你采取了保护措施，等等。

在错划“右派”后创作的《李自成》第一卷草稿（残稿）

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当时家在武汉，一天父母怀着崇敬的心情到邮局给毛主席寄了一套书。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毛主席看了书，在关键时候说了话，保护了他。据前几年知情人出书披露，1966年春，毛主席在湖南滴水洞小住期间看了两部书，一部是《资治通鉴》，一部是《李自成》，并且得到了他的赞赏和重视。所以才有了“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对父亲给予保护的指示。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父亲和《李自成》同样给予了关心和帮助。

1977年11月的一天，邓小平委派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到幸福一村的中青职工宿舍看望父亲。张平化对父亲说：“邓小平副主席说你的书写得很好。昨天下午，他亲自嘱咐我务必前来看看你，问你有什么困难没有。”“邓副主席还说，你对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

不久，在邓小平的关怀下，解决了父母等一家人的北京户口和住房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写作和生活条件，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父亲告别了武汉，迁居北京，开始了新的征程。

邓小平也是《李自成》的热心读者，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李自成》做出很高评价：

“《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虽然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也很难得。不知第三卷现在写得怎样?”

一个作家的一部小说，先后得到两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如此关心、支持和帮助，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盛传一时的美谈佳话。

1993年，父亲撰写《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对<李自成>一书的关怀与支持》，在《中州纵横》第十期发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对他创作《李自成》的关怀和支持的详情，全文充满了对两位伟人的感激之情。

1975年姚雪垠上书毛主席

一本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

这是在7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句话，且有一段传奇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父亲从咸宁地区的羊楼洞五七干校回到武汉家里，本想抓紧时间修改《李自成》第二卷，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尽量补一补。但当时极左思潮严重，干扰得父亲无法专心写作。眼看年事渐高，心急如焚，唯恐书写不完。这时他听了第一卷中青社责编江晓天的建议，决定冒险上书毛主席，请求他给予支持和帮助。信的落款日期是1975年10月19日。信经过武汉市委原书记、时任科学院负责人宋一平和胡乔木的转交，毛主席1975年11月2日在胡乔木呈送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11月2日

毛主席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11月2日

这是距毛主席1966年第一次指示时隔9年之后，在他身染沉疴，眼睛因白内障几乎失明、写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示的；父亲从写信到毛主席批示，只有短短的14天的时间!到了1976年9月，不足一年毛主席就逝世了。父亲到了耄耋之年，每每谈到毛主席在“文革”中两次对他和《李自成》的关心、支持和保护，总是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父亲先后在两篇回忆文章中说：“假若不是毛主席及时地指示和保护，我也就被整死了，我的家庭完了，《李自成》也完了。所以说，毛主席对我的保护，不仅对我个人是一件大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批示后，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挂牌复业，其负责人韦君宜奉国家出版局的指示，乘飞机到武汉找我父亲取第二卷书稿，但她走的是“官场”程序，到武汉后先找省市领导，然后再见我父亲；而江晓天在室主任王维玲的帮助下，同日一早乘机也赶到武汉，一出机场就径直去汉口花桥家里，与父亲见面沟通情况，父亲当即决定将第二卷书稿交给中青社。江晓天完成任务后当即回京。韦君宜再去见父亲时，已经晚了一步。父亲只好一再向她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歉意，说明已经决定将稿子交给中青社出版。韦君宜一愣：“中青社还没有复业怎么能谈‘出版’!”

是的，中青社不复业，一切无从谈起，必须首先解决中青社的复业问题。中青社筹备组向团“十大”筹备组连夜写了“申请复业报告”，说明中青社与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渊源关系、作者本人的意愿等要求复业的理由，最后提出中青社复业后的归属问题。团“十大”筹备组另写了“申请中青社复业”一函，上报党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和张春桥很快先后批准中青社复业，复业后归团中央筹备组领导。

就这样，为了《李自成》第二卷能再次落户中青社，人文社与中青社几乎同时派人乘机急赴武汉，展开了颇具传奇色彩地争抢稿子的“大战”，和其后“争分夺秒”的中青社申请复业与批准程序一幕，结果事事如愿，圆满成功。因此，自“文革”开始停业已近十年之久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得以提前复业，比共青团中央正式复业整整提早了3年时间。故社会上有“一本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的说法。

《李自成》部分版本

中青社复业后，抓紧《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工作。1976年12月，第二卷面世，接着出版了第一卷修订本。两卷《李自成》的出版，再次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奔走相告，排队购书、借书、读书成为一道久违的现象。除了汉文版，还有蒙文、维吾尔文和朝鲜文等版本；不仅有中青版本，还有18个省市自治区出版社向中青社索取纸型进行翻印的版本；不仅有插图本小说，还有十余种各省出版的连环画。第二卷中青版首印30万套，很快抢购一空。前两卷的全国总印数达到410万套。真是盛况空前!

《李自成》第二、三卷的责任编辑、副总编辑王维玲在他《四十二年磨一剑》一书中谈到第二卷出版后的热销情况，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读者在新华书店买不到书，便到中青社来买，在出版社的院子里排了好几圈的长队。人们买到书后，露出喜悦的笑容。第二卷读者反映之强烈，反映之热烈，是很感人的。出版社成立60多年来，只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红岩》，一部是《李自成》，读者来信最多，几天就一麻袋。可见当时《李自成》受欢迎的程度。”

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父亲将3000元奖金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

众家评说《李自成》

《李自成》第二卷及第一卷(修订本)出版后，不仅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引起文史方面的众多名人大家的重视和好评。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曹禺、胡绳、夏衍、沈从文、朱光潜、秦牧、李治华等等，他们读过《李自成》第二卷后都有中肯评说。

茅盾说：“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封建文人也曾经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主义来解剖中国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质，‘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

特别是早从1974起，茅盾在视力只有0.3-0.4的情况下，将《李自成》第一卷仔细看了一遍，第二卷的抄写稿看了两篇，记下读后笔记，与父亲互相通信80余封，不仅对一、二两卷做出很高评价，更重要的是围绕《李自成》创作与小说艺术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精辟入微的意见，使父亲受益匪浅。数十年来父亲一直将茅盾先生视为自己的恩师和知音。

胡绳看过第二卷后给父亲写信说：“我对第二卷的满意程度大大超过第一卷。…..你并不是单纯地反映明末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而是以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为中心，写出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当然需要这样大的篇幅。”

朱光潜评价说：“作者对明末历史背景有充分的掌握，博学多闻，胆大而心细，文笔朴素而生动，《红楼梦》以来，还少见这样好的历史小说。”

秦牧致父亲信中说：“读《李自成》是一顿精神上的盛宴，有一种艺术享受上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鞭辟人里，荡气回肠。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仅为当代读者所热烈欢迎，而且必将为时代流传之作。”

父亲常说：“一部小说，靠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博得一般读者的欢迎比较容易，但要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困难了。特别是历史小说。”

现当代林林总总的文学作品，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淘汰，最后留下来的才是金子。中青社建社以来出版的千百种小说，我希冀有较多的“金子”，留给后人。

《李自成》与资料卡片

凡来访者特别是到过父亲书房的友人，无不对父亲的卡片柜和近万张卡片留下深刻印象，由衷敬佩。

父亲去世后，中国作协领导同志到家吊唁时，浏览了父亲书房的卡片柜，他们看着一张张字迹工整的蝇头小楷，有抄录、有批注、有按语的大量卡片，深为感慨地说：“一个老作家，为写一部书，下了这么大功夫，治学精神是这么严肃、认真、刻苦，值得我们每一个作家学习。”

父亲一生，每天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作，二是读书和研究问题，其中就有抄写卡片。

父亲在《我的粗浅经验》中说：“我年轻住北平时就知道做卡片的重要性，但怎么做，并不清楚。何况那时贫病交迫，也没有条件做此努力。这些年，我相当用心做卡片工作，用笔画清楚的蝇头小楷抄卡片，旁注意见，积少成多，分题存放。这是我为写《李自成》下的基本功。”

1978年姚雪垠与王维玲合影

父亲不仅抄写了大量《李自成》有关的资料卡片，还下过功夫收集和整理河南民间语汇。特别是在30年代和50年代初，他在河南农村深入生活时，就留意观察、记载河南各地的方言土语，用卡片形式汇集成“中原语汇”，按笔画排序，装入自己用旧报纸做成的卡片袋中，至今仍珍藏家中。这些卡片已收入正在编纂的《姚雪垠全集》中。

当然，父亲抄录卡片最多的还是明末清初的各类历史资料。卡片分十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在存放卡片每个抽屉上和卡片上分别用毛笔字和钢笔字标明，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在编纂《姚雪垠书系》时，我和父亲的助手俞汝捷曾对卡片上抄录的文献作过统计，涵盖了500余种各类文献典籍。当然，这只是父亲为写《李自成》所读史书的一部分。

父亲积数十年之功积累的卡片，留下了宝贵文学遗产。1997年父亲患病后，多次嘱咐我：这些卡片将来整理出版后一定要捐给国家。近些年王维玲同志在不同场合呼吁：“这同样是姚老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重量级的文化遗产，可不能冷落了它，遗忘了它。”

因此，及早出版父亲的这些卡片，也是我近年的一个心愿。沈阳出版社获悉这些卡片后，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出版这些卡片。经过一年的编辑制作，近日书已出版，书名为《姚雪垠读史创作卡片全集》，10卷，精装彩印，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评价它：“首创，珍贵，传世。”

摘自《红叶林》特刊

姚海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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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